有媒體最近報導，全國31個內陸省市社會撫養費的總徵收規模可能高達279億元，但這麼巨額的收入到底如何使用，處於不公開不透明的狀況。有專家說，“實際上社會撫養費已成為計生委的重要財源。”
中國自從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後，對於超生者一向都予以嚴厲處罰，體制內職工將會被開除公職，農民則往往面臨巨額罰款，甚至遭到拆房拉牛沒收家庭財產並強制結紮的處罰。
而從經濟處罰的名義看，此項費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叫做“超生罰款”，1994年改為“計畫外生育費”，2001年的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》明確定為社會撫養費，但萬變不離其宗，它本質就是一種罰款。
2002年，國務院制定了《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》，該辦法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徵收標準由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規定，社會撫養費的徵收，由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作出書面徵收決定。
此規定有悖於《立法法》。我國《立法法》規定，“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”只能制定法律。顯然，公民個人的財產，也屬於非國有財產的範疇，對於公民財產的徵收，必須由人大或其常委會制定法律。這種規定體現了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保護。除非人大或其常委會授權，其他任何組織並不能制定相關規範性檔，強制徵收非國有財產。
社會撫養費的徵收辦法，制定者不是人大或其常委會制定，而是國務院，具體的徵收標準，甚至又由國務院授權給地方政府，由各地制定具體辦法。
對於當事人來說，社會撫養費數額很大，但政府在制定相關辦法時，更多考慮的則是徵收的方便和政府的利益，從徵收的程式上無視被徵收人的權益保障，從徵收的標準上更體現為給政府創造多多益善的財政收入，而被徵收人的權益處於完全缺失狀態。所以說，社會撫養費的徵收，不但法律依據不足，而且也存在很大的權利義務失衡問題。
社會撫養費的徵收依據先天不足，而這種費用的徵收和使用更是弊端重重。用什麼手段徵收的？收了多少？用於什麼地方？都處於失範狀態。
在社會撫養費的徵收中，程式問題是一個一直被忽視的問題。而事實上，因為沒有法律程式的嚴格約束，一些地方的徵收是非常主觀隨意，非常無視被徵收人的權利保障的。有的地方拆房拉牛無所不用其極，有的地方更荒唐，居然把十幾年二十年前超生的舊賬，從頭算起，筆者家鄉某縣曾發生如下奇聞：有人已經成年就業了，某日忽然被通知要繳納社會撫養費，因為他是多年前的超生兒。通過這種翻舊賬的方式，該縣一下子收到數百萬元的財政收入。
除無序之外，社會撫養費備受詬病的地方還在於，其數額和使用的方式一直拒絕列入預算，拒絕向社會公開，成為政府的秘密小金庫。
徵收社會撫養費的初衷，正如名稱所示，其前提是假定超生的孩子給社會帶來負擔，超生者必須向社會出錢補償這種負擔，減小社會為撫養超生孩子而付出的成本。姑且假定這個前提是正確的，社會撫養費也必須列入預算，用於社會公共服務，這樣才算是真正補償了社會的成本。而列入預算，收入和支出都向社會公開，則可以接受社會的監督制約，保證其真正用於社會事業而不是被中飽貪汙。
現在，為數極為可觀的社會撫養費，卻成為政府私財，並未列於預算，要麼用於奢侈腐敗，要麼被裝入官員個人口袋。社會撫養費實際上撫養了龐大的計生隊伍。當超生者傾家蕩產繳納的社會撫養費用於撫養政府和官員時，社會撫養費已經完全失去其存在的道義基礎。
更何況，在生育率大為下降，老年社會提前到來的情況下，多生孩子已經不是給社會添麻煩，而是給未來社會創造勞動力，收取懲罰性的社會撫養費已經不合時宜。
目前，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，出生率的下降，青年勞動力的短缺，我國人口危機已經敲響警鐘，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必須調整，嚴格的一胎化政策和社會撫養費政策應該儘快，代之以更為靈活彈性寬鬆的生育政策。必須警惕的是，政策調整，必然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，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抵抗。
各級計生部門和數量龐大的計生隊伍，是寄生於現行計生政策和社會撫養費上的既得利益者，成為改革的巨大阻力，而一些靠社會撫養費彌補財政收入不足的基層政府，也將社會撫養費作為搖錢樹，反對計生政策的調整和鬆動。如果讓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綁架整個社會，那麼，這將是對中華民族犯罪。 |
